报道说，中国生态足迹消耗为其供给能力的2倍

世界银行负责拉美事务的副行长帕莫拉•考克斯周二对路透社说，巨额主权财富基金可在开发替代技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极大的作用”。

仅中国政府控制的投资基金就达3千亿美元，而全球投入到主权财富基金的资本总额高达3万亿美元。

由于新兴经济体政府近来使用这些新生财富在世界各地并购资产，主权财富基金已经引发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论者的忧虑。考克斯说，应该将这些新兴财富中的一部分引到某个全球基金，以应对气候变化。

目前，石油输出国组织（ ）正在规划成立一个7亿5千万美元的基金会，以便开展温室气体地下深埋技术的研究。阿联酋也承诺提供150亿美元用于可持续能源研究。发达国家正在设立一个100亿美元的气候投资基金（ ），将由世界银行进行管理，旨在资助低碳技术研究。

印度纳尔默达运河干渠上出现6米宽的裂口导致了印度西北部城市拉贾斯坦邦有超过200间的房屋被水淹没。纳尔默达河是世界上最大的灌溉运河。

当水从该运河干渠中涌出后，印度村庄 完全地被水淹没。20年来对在这条河上建造大坝工程的持续反对活动被国际河流组织人员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

据《印度快报》报道，当地一名官员说："起初，只有一个裂缝。但是，早上9点（周三）时它就扩大成一个主要的裂口，接着水就开始涌进附近的村庄。"

环保分子 说，这是该运河上第三次主要的破裂事件。他指控印度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以及不善的质量检测程序。同时，他说，非政府组织专家，公民社会和媒体代表应参与到运河的调查工作中。

英国官员承认，在25头海豚在英国西南部康沃尔的河流搁浅死亡之前数小时，皇家海军曾在康沃尔海域举行实弹演习。有关人员已经呼吁对这两起事件可能存在的关联性进行紧急调查。

据《路透社》报道，这些海豚周一游到英国法尔默思附近的Percui河后死亡。海洋专家，野生动物自愿者和兽医对它们展开紧急营救。这是英国30年来最大规模的海豚搁浅事件。

初步的尸验显示，海豚搁浅的原因可能是受惊或是迷失方向。但是，国防部官员表示，很不可能是康沃尔的演习而导致了海豚的死亡。 　　

国防部官员说，在法尔默斯湾的演习中出动了潜艇和一艘使用声纳的探测船。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周三大雨袭击了中国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对一个月前遭受到地震影响的四川省内水库构成了新的威胁。

据《新华社》报道，浙江省东部至少五个水库的水位已超过警戒水位。连日降雨袭击了广东南部，香港降雨量更是创纪录水平，引起山泥倾泻而导致两人死亡。

据《路透社》报道，浙江和广西约有1，880座建筑物倒塌。 界自然基金会的一报告指出，中国现在的人均生态足迹是20世纪60年代的两倍。中国现在的生态消耗为其自身生态系统可持续供给能力的2倍多。 这份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共同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利用了全球15%的生物承载力。

报告说，假设中国要和美国的消耗量一样，即平均每人需要约10公顷的有生产力的土地，那么中国将需要整个地球的资源来提供发展的所需。

报告接着说，但是，如果中国能够在其发展中平衡环境需求，中国可以"引领整个世界向降低生态足迹的方向发展"。

中国城市化30年：得大于失

家华：有很多成功的、具有创造性的经验，也有很多必须吸取的教训。总体来说，有得有失，得大于失。

应该看到中国在这30年城市化进程中的收获：

首先，工业化拉动城镇化，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体量迅速增加，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正是因为城镇化，中国经济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是靠农业、传统服务业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污水处理、自来水、道路、电力等城市市政建设，还有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等区域间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社会服务设施，光缆、通信网络等信息化基础设施，以及商业和环境基础设施，这五个方面的基础设施总体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第三，中国的资源集约程度在这一进程中得到大幅提高。只有相对的集中，才有竞争和效率的不断提高、产生新的规模效益。如果没有城镇化，中国今天的环境状况可能比现在更糟。以北京为例，同样的区域面积，水资源总量没有增加，但承载的经济活动规模相当于以前的几十倍。

第四，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巨变，在基础设施的保障下，中国大量人口从传统社会的农业生活方式进入有文化、有品位的城市生活方式。

第五，中国的开放程度通过城市化这个载体得到提高，以前很多中国城市，基本无法开展国际交流，现在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基本每个省会城市都有国际机场，比起30年前全中国只有首都机场这唯一一个国际机场，已是天壤之别。

当然，这个城市化进程代价很大。

第一就是社会代价。农民工家庭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生活在一种悲剧性的状态中。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现在已经不止两代人在支付这样的代价。身份歧视、社会服务的不公、收入分配不公，城市化的收益没有惠及每一个为城市化做出贡献的人，弱势群体承担了成本。

第二是资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现在的水污染、大气污染、重金属污染、生态系统破坏，都不是短时间内能迅速治理见效、显著缓解的。中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缺水。

第三，是历史文化的割裂和破坏。说拆就拆，整体搬迁，造成千城一面、没有特色。

中外对话：中国城市化进程有哪些独有的特性？

潘家华：第一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使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得以快速提高。首先大批搞工业区、科技区、开发区、特区，深圳当时20万人口，现在1000多万。工业拉动，劳动力高度稀缺，提供就业机会，形成人的流动。中国的圈地开发，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动辄出现三千亩、五千亩的新区。

第二是社会二元体制使城镇化的成本相对较低。二元体制把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排斥在城市社会服务之外，应该支付的成本没有支付。这是一些历史原因的延续，从客观作用来看，有好的一面，降低了城市化的成本；也有坏的一面，比如造成身份歧视。

第三，中国的强势政府使城市治理得以避免一些其他国家的城市病，比如：不让贫民窟形成，强制改造老城区，对社会治安施以强势高压、需要治理环境时指令工厂停工，这在其他国家都是做不了的。

中外对话：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两大进程，是现代化过程的基本特征。中国曾经经历工业化快于城市化的阶段，而目前是城市化驱动的特征更加明显。您认为如何划分中国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更有利于我们认识现状和挑战？

潘家华：城市化的第一阶段是封建时代以来的自然进程，主要以社会服务业驱动。

第二阶段应该成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互动，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化为显著特征。在1998年以前、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前20年，基本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化，劳动力大量转移，人口、产业向城市聚集，占地比较少、资金投入比较少、基础设施建设都还比较少，相对来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比较统一，当时的城市化速率不是特别高。在1998年以前，今天到处热议的这些城市化问题，都还不是问题。我们大体可以称之为工业化的前期。

然后进入重化工、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1998年后，资本的驱动作用替代劳动力，资本需要大量的土地。中国各地由此出现大量的园区建设，工业化快于城镇化。

中国今天已经进入第四阶段——也就是工业化的后期，这一阶段的关键特征是转型，工业扩张的规模放缓，人口城镇化加速，消化吸收前一阶段的强力扩张，服务业加速发展，从重化工转向品质提升、产业结构的调整。

之后的第五个阶段，是后工业阶段，相对来讲工业稳定并萎缩，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大规模发展，人口城镇化远远超过工业化。

中外对话：但是较之以劳动力和资本驱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中国今天实现转型的驱动力显得疲软。

潘家华：现在至少工业扩张的动力已经没有了。

中外对话：那么“新型城镇化”是“新”在哪里？

潘家华：“新”在怎样转型——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升，产业结构从重变轻、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从依靠投资和外需，到依靠内需拉动。

如果大量人群都住在工棚里，能有什么内需？得让他们从工棚搬到房间里面去住，然后才能有更多消费需求。他们不愿意在城市花钱、挣了钱都攒着回农村老家盖房子养老，归根到底还是社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不完备。

潘家华：现在的问题就是：资源垄断产生垄断暴利，又跟权力搅在一起。城市化的转型进程，更多是体现社会利益，通过立法、公开、透明，利益集团受到压制，社会利益自然就凸现出来了。在一些个人利益膨胀的情况下，社会利益得不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