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一家官方机构在微信上发布的消息引起了中国媒体的注意。针对肯尼亚出现的洪涝灾情，中国政府决定向肯尼亚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发布这条消息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是一家4月18日才刚刚挂牌成立的新设副部级机构，截至目前甚至连自己的官方网站都还没有建立。
尽管如此，作为本轮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产物，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以下简称“发展署”）却是最受外界关注的新成立机构之一。它的使命、组成和职责引发了各种猜测与解读。各方都很关心，这家对标美国USAID和英国DFID的发展援助机构，会怎样影响中国的对外援助、“一带一路”以及更广泛的南南合作的开展。而对于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者和倡导者们来说，机构改革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命运是他们尤为关注的重点。
富有中国特色的气候南南合作
回顾中国推进气候南南合作的过程，可以看到中国向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气候变化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是中国对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的独特贡献。早在巴黎气候峰会召开之前的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出资200亿人民币成立南南气候合作基金。在两个月后的巴黎峰会上，基金的资助范围进一步明确：2016年起中国将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项目、100个气候减缓和适应项目及提供1000个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十百千计划”）。在随后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国强调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有别于发达国家向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如绿色气候基金）提供资金的行为，中国对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援助的定位是“自愿”和“补充”。中国认为前者是发达国家为其历史排放而承担相应责任。而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气候援助更多出于气候道义。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减少向国际气候治理体系注资的当口，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行动更受人瞩目。
其实在 年以前，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就已经涵盖了气候变化领域。2012年以后，中国气候援助上了一个大台阶。国家发改委当年宣布，将气候变化援助金额翻一番，每年的气候南南合作资金支出达到约7200万美元。此后，应对气候变化物资赠送项目启动，该项目由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管理，依托财政部的专项资金，协调物资捐赠，帮助受援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其中的亮点包括中国向埃塞俄比亚捐赠气象卫星等。
还有人力的问题。既然只有国内物资采购一条路可以走，发改委气候司负责南南气候合作方案设计的部门为了保证采购质量，需要在最短时间内练就十八般武艺。要懂招投标、懂公司业务、懂技术流程、懂设备指标、懂财务报表、懂多国语言，懂谈判，还要平衡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需求。这种全方位的要求，对于一个主管气候政策的部门来说，显然太高。
最后是对接问题。发改委的职能在国内，没有与发展中国家直接沟通的海外职能安排，缺少与受援国之间对接的平台。虽然按照传统意义上的分工，外交部负有相关职能，但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各驻外使领馆只是安排各类高级别外事访问就已经应接不暇，在帮助气候司落实基金援助计划上心有余而力不足。
面对这些体制性制约，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操盘手”们不得不另辟蹊径。例如，2016年8月，发改委气候司曾借助国际NGO乐施会的全球网络和在地项目，赴东南亚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完善“十百千计划”的设计，弥补自身缺乏“国际接口”的短板。随后，气候司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合作举行了与发展中国家代表的需求对接会议。2017年3月，中国赠送缅甸的清洁炉灶和太阳能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委托中国本土NGO全球环境研究所（GEI）在当地完成落地。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尝试。
